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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之戰中真假王賡“投敵”事件

2020-08-18

 華夏經緯網  張彥林

影視作品《人間四月天》里的王賡和陸小曼

  人們常常把王賡在中日淞滬之戰中的被捕與獲刑跟陸小曼聯系起來。陸小曼曾親自撰文為王賡洗冤,為自己正名。

  陸小曼與徐志摩的戀愛故事幾乎婦孺皆知,她與前夫王賡的前世今生也有很多故事。王賡在“一·二八”中日淞滬之戰中的被捕和獲刑,成為時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人們常常把這件事與陸小曼聯系起來,說是王賡在徐志摩死后,與陸小曼藕斷絲連,破鏡重圓,為了供應陸小曼的花銷把作戰地圖交給日本人換錢而被捕獲刑。多年后,陸小曼為此撰文,澄清事實,還王賡以清白。

  戰役與王賡

  王賡,字受慶、綬卿,江蘇無錫人。1895年5月15日出生,1911年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同年留學美國,入密歇根大學學習,后改入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研習哲學,兼習英、法、德文。1915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后轉入西點軍校攻讀,1918年6月,他以全年級第十二名的成績畢業(當時全年級137名學生),可謂成績優異。畢業回國后,他任職于北洋政府陸軍部。1919年1月,他跟隨全權代表陸徵祥出席巴黎和會,和梁上棟同任中國代表團武官。同年秋天,由歐洲回國,任航空局委員。由于他精通英、法、德語言,曾經為外交部翻譯長篇文章。


  1921年10月22日,王賡與陸小曼在北京海軍聯歡社舉行婚禮,并于該年升任陸軍上校。1923年任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同年晉升為陸軍少將,時年28歲。1924年,王賡被任命為哈爾濱警察廳廳長,一個人赴任去了,陸小曼留在北京與父母住在一起。此時,徐志摩與陸小曼相識。1925年7月,王賡應孫傳芳之邀,到南京擔任督辦浙江軍務善后事宜公署高級參謀,9月與陸小曼在上海辦理離婚手續。10月,孫傳芳自任浙蘇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王賡辭去高級參謀職務。1926年8月14日,陸小曼與著名詩人徐志摩結婚。

  1928年4月,蔣介石任命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王賡為前敵總指揮部炮兵指揮官及鐵甲車隊司令,在平漢路作戰。1929年1月,王賡任國軍編遣委員會編組部設計處副處長,后改任淮北鹽務緝私局局長。1930年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成立稅警總團,溫應星為第一任總團長。1931年,王賡接任,為第二任總團長,該總團下轄四個團,后來增至六個團。

  1932年“一·二八”事變,宋子文命令王賡率領稅警總團參加“一·二八” 淞滬抗戰。據1983年7月第七期臺灣《傳記文學》載于翔歧《有關王賡小傳之補正》一文介紹,1931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任命王賡為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師長俞濟時)獨立旅旅長,該旅是由稅警總團改編。1932年1月11日,國民政府任命俞濟時為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王賡的獨立旅改為第八十八師獨立旅,其旅部及教導團駐扎在嘉興。后奉命率部到上海參戰,獨立旅司令部設于北新涇,在江灣廟行北新涇一帶抗敵作戰。

  中日淞滬開戰,引起國聯高度重視。1932年2月底,國聯調查團抵達上海。在調查團未抵上海之前,美國武官因與王賡是同學,曾經找過他兩次,都沒有見到。當時報紙上說,有一天,王賡穿便服騎著摩托車到美國領事館回訪,在黃浦路被日軍盯上,王賡急忙躲進一旁的禮查飯店,日軍追了進去,并強行把王賡帶走。后經過駐滬各國領事向日軍交涉,王賡才被保釋出來。為了澄清事實,王賡自請上海警察廳廳長溫應星派人把他護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無法處理,就將他轉送到軍政部軍法司處理。后來,王賡被軍法處判了兩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陸小曼的回憶

  “一·二八”中日淞滬之戰中,王賡被日軍帶走,對他一生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當時,就有報紙刊登關于王賡把作戰地圖獻給日本人的報道,有的說是蔣介石讓王賡獻圖給日本,目的是怕十九路軍獲勝,而坐擁江浙滬;有的說王賡獻地圖給日本人換些錢,是為了供給陸小曼日常花費;有的說王賡是為了和陸小曼約會才去租界的。凡此等等,眾說紛紜。當時,有個馬二先生寫了一首小詩《贈王賡詩》,詩曰:“有口難分辯,偏遭冤鬼纏。過橋原不必,入甕其堪憐。舊婦真黃陸,敵將是白川。傷心皮夾子,責任究誰肩。”后來,陸小曼回憶說,王賡于“一·二八”的那件事,是這樣的:

  王賡那時并不在正式部隊里,而是應宋子文之請主持鹽務組私的軍警事宜(是什么名義,我已記不清楚了)。十九路軍因為抗日的需要,尤其是因為缺乏良好的炮手。所以向宋子文把他借了過來的。在戰斗期間,開炮是一直由他負責的。但是,當時由他指揮打向日本總司令部的炮,老是因為發生一點小差錯而不能命中目標,他自己因此感到十分憤急,所以那天他是急匆匆地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尋他在西點軍校同班的一個美國同學,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他那同學是一等參贊,名字我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就是那名聞全球的辛普遜太太(Mrs.Simpson)的丈夫。那天王賡為了去尋他,坐了一輛破舊的機器腳踏車。誰知道開到外白渡橋上,車子就壞了。他想反正下橋轉彎就到了,就走過去吧!王賡平素非常粗心而且糊涂。其實那時美國領事館早已搬家,原來的地址已經是一個日軍的軍事機關了(什么名字我也記不得了)。王賡是一個深度近視眼的人,那天正在心不在焉地想著開炮的事情,等到一直走到門口才抬頭,想問問那位同學是否在家,誰知道一抬頭,看是個日本軍在那兒站崗。他一驚慌,扭過頭去就往回跑。那時正值天寒,他的軍裝外邊加了一件絲綿袍子,跑起來飄動了下擺,就露出了里面的軍裝褲子;因此一跑反啟日軍的疑心,注意到他的軍服,他們立刻就如臨大敵,結隊在后追捕。他一時無目標地亂跑,跑到了禮查飯店的廚房間,求那些外國廚子讓他躲藏,廚子不答應,一定要他立刻出去。正在爭吵不休中,日軍就沖進來將他扭住。他當時就向日軍聲稱,不用硬扭,走是一定跟著他們走,但是必須到左邊的巡捕房轉一轉,因為當時租界上是不能隨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賡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就可以要巡捕房的工作人員將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來,因為其中確有不少的要緊文件,不能落在日軍手內的。因此,捕房內的中國人就答應將皮包代為保藏。外界流傳的帶了作戰地圖去投日本人這句話,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沒有幾天,日軍就在金山衛登陸,所以外邊的流言是更加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國領事館向日軍將他要了出來,由蔣介石加以監禁、審訊。由于各種的證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證據才算查清了這件案子,始予釋放。

  陸小曼說:“這件事是由王賡親口告訴我母親的(因為我母親一直是同他感情很好的),同時,我也聽到官場中的親友們來紛紛同我講起,我認為這段經過情況是比較可靠的。”這是陸小曼寫的《關于王賡》一文中的內容,文章刊發在1962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上。陸小曼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她看到《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里,沈醉寫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有這樣一段:“在 ‘一·二八’上海戰爭期間,便有一個旅長王賡和死去了的名詩人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鬧戀愛,陸當時為上海的紅舞女,王追求陸揮金如土,最后因無錢可花,而帶著地圖去投日本人。”陸小曼認為沈醉所寫與實際情況不符,于是就寫了《關于王賡》這篇文章。陸小曼目的是想還原歷史真相,澄清事實,為王賡洗冤,也為自己證清白。

  事實真相

  在國民政府1932年的第一四二期《軍政公報》里《軍政部判決書》中詳細記錄了這一事實。判決書判決時間是“中華民國貳十一年陸月卅日”,即1932年6月30日。其所述“事實”曰:“被告王賡充陸軍第八十八師獨立旅旅長,本年二月初,奉調率部來滬參加抗日戰役。除所部第二團調在江灣附近,歸蔡軍長直接指揮作戰外,余部及憲兵團均奉第十九路總指揮命令,由被告指揮擔任警戒南市龍華北新涇之線,并死守南市,其旅部則駐曹河涇。至同月二十七日被告接財政部宋部長電話,令赴上海法租界談話。未報得第十九路總指揮及蔡軍長許可,即行離職前往,旋又乘便往美國領事館訪友。行經禮查飯店附近,致被日本警察拘捕,嗣經提案訊辦。”這份判決書提供了關于王賡的以下信息:一是王賡于2月27日接到財政部長宋子文電話,命令他到上海法租界談話(辦什么事情沒有說,應該涉及機密);二是王賡所部獨立旅已經隸屬第十九路軍八十八師,他是否到上海應該報告部隊長官,而他沒有報告就去了;三是到上海法租界后,因為趁便往美國領事館訪友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四是并無泄露軍事機密之事,也就是并沒有坊間傳聞的所謂獻地圖給日本人的事情;五是王賡最終因為“未經報得直接指揮作戰之軍事長官許可,即行離去職役”而獲刑,“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從這份判決書中也可以看到,作為政府要員的財政部長宋子文與軍隊以及蔡軍長和蔣總指揮(即蔡廷鍇和蔣光鼐)的極其微妙的關系。毫無疑問,王賡是宋子文的人,而宋子文又是蔣介石的小舅子。南京憲兵隊耍了個滑頭,把王賡移交到軍政部軍法處,判決書里所列的“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的“理由”是“查當時被告所部隊號,既仍為陸軍第八十八師獨立旅,而參加作戰,又奉蔣總指揮命令率部擔任警戒南市一帶之線,并死守南市”。也就是說他是軍隊的人,可謂判之有理。軍政部審他,又不好開罪宋子文,說了什么“惟查滬戰開始以來,敵軍對被告所警戒南市一帶之線,迄無軍事行動,即碇泊黃浦江之敵艦,對于南市一帶并無炮擊或登陸行為,則南市一帶只可認作戒嚴地域,尚難謂為敵前。又被告于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赴滬當日即被日本警察拘捕,其離去職役期間尚未超過三日。自應以在戒嚴地域無故離去職役未遂論處,以昭平允”。所以,王賡也只是獲了個“貳年陸月”的有期徒刑。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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