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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如何預防和對抗瘟疫

2020-01-30

 安徽省臨泉縣    張坤

當前起源于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正在肆虐,這不僅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損失,而且還讓人擔驚受怕,談之色變。這次由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按中醫的說法其實是瘟疫,瘟疫是由于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我們對疫情重視是必要的,但過度擔心,甚至恐懼則是沒必要的。《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先后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醫的有效預防和治療,在有限的地域和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兩千多年前的醫著《黃帝內經》中就有預防傳染病的記載;從漢代起,醫書里都把傳染病作為重點項目加以關注;晉朝葛洪的《肘后方》記載了“虜瘡”(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醫書對瘧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亂、痢疾、肺結核等急性傳染病及其辨證治療辦法都有明確記載。

但是歐洲卻沒有那多幸運了,歐洲七次大瘟疫,幾乎每次瘟疫死亡數千萬人。奠定了歐洲文明基礎的古希臘居然是毀于一場聞所未聞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雅典發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個雅典幾乎被摧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人類在戰爭之外居然還有另外一場更恐怖的大魔王:瘟疫。羅馬帝國的命運居然也是由大瘟疫而改變,古羅馬的天花和麻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四處征戰的羅馬士兵給羅馬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病奪走了兩位羅馬帝王的生命。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前后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大大削弱了羅馬帝國的實力。

由此可見,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與病毒斗爭的經驗是先進的,有些好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后人借鑒與推廣的。現在各級政府,全國人民都在與疫情進行抗爭,我們特把這些好的做法總結出來,以供大家參考使用。

一是注意個人或衛生環境,健全系統設施。古人就非常注意環境的衛生,在秦朝時候甚至有刑罰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于道著”要被處以罰款或鞭刑,衣冠不整面容不潔者同樣有處罰,古人也講究焚香沐浴。而且在當時城市內就已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制,逐節相連,可以排泄污水。這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是極為先進的,彼時的西方國家,根本沒有這樣的意識,垃圾排泄物隨意丟棄,甚至有歷史學家表示,當時的西方城邦是建立在糞土當中的,這也是西方瘟疫爆發嚴重的重要原因。

二是消毒處理,預防疾病傳播。中醫在古代就已經有消毒的意識了,在疾病爆發的區域,會使用醋或者石灰進行處理。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唐朝時,還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于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見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嚴重的瘟疫發生時,在古代會致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時安葬死者,就會加劇疫病的傳播。平帝元始二年便由政府出錢給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費,及時安葬死者,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也能安慰活著的人,幫助其擺脫困境。隨著古人對抗瘟疫的經驗不斷積累,古人對瘟疫的預防也日漸科學。如晉人葛洪在《肘后備急方·治瘴氣疫》載:“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這就很直接地告訴人們要重視生活環境和飲食衛生。從古流傳下來的臘月大除塵,端午飲雄黃酒,掛艾葉等習俗主要就是為了殺菌抑菌。到了唐、明朝時期,其抗疫都有亮點。如唐文宗李昂“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集體掩埋,減少公共擴散,預防傳染病的再暴發。明嘉靖年間創制“濟疫小飲子”,給民間賜藥的同時,還有“頒方”等手段。用醫治疫做得最好的宋代,還產生了著名的中醫典籍《圣惠方》、《集驗方》等,其上面所載方子,有一些至今還被現代中醫所使用。

三是醫者首當其沖,抗疫名醫輩出。在中國歷代抗瘟疫的斗爭中,醫生經總是戰斗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歷史上醫家就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很多名醫佚事都是有關治療瘟疫的故事,而通過抗防治瘟疫也同時造就了一代名醫,推動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歷史上大疫流行時期,也是名醫輩出的年代。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圣”,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神醫華佗不但擅長外科,還有很多關于他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后來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 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晚清的吳瑭(吳鞠通)等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后期癥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在臨床使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四是接種減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里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于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御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癥天花的發生。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說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癥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后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并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未病先防的治療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五是帝王承擔責任,官方免費抗疫。古代的許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時,曾發出詔書誠坦執政失誤,承擔責任,以安撫眾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級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組織的抗疫活動,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漢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東漢的恒帝等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漢代帝王還曾下令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災民。宋朝其間,瘟疫發病時政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康熙根據皇室家族親身經歷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朝廷抗疫的慣例。

六是建立防疫管理,設立邊境檢疫。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并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戶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戶要參加治療。清朝政府還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這說明中國醫生當時已經認識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為傳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檢疫系統。1688年,俄國是最早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 中國的種痘術還傳到日本、朝鮮和印度等鄰國,通過國際交流,共同防治傳染性性疾病。

七是普及醫學知識,加強教育書刊。普及疾病知識加強醫學教育是預防瘟疫的重要環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素問》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唐朝的太醫院相當于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書時,醫藥書籍例外,保存了下來。元代政府機構中有專人負責醫書的整理和出版,同時還以書坊、書院、私宅刻書等多種出版形式。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盛世修典”,而醫藥書籍毫無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醫藥書籍都經過數代的再版和注釋才能流傳至今為今人所用。中醫百科全書《醫宗金鑒》記載了接種人痘的詳細理論和方法,此書傳到日本后對人痘預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八是官方免稅減租,疫區施財賑災。瘟疫的流行不但影響民眾的健康和生存,還會對社會、經濟和生產帶來巨大損失。所以,抗擊瘟疫決不僅僅是單純的防治疾病。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后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后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后,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譴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社會的科技水平和信息傳播遠不能和現在社會相比,古人對重大疫情的判斷和控制可能會有些慢,但針對疫情所做的措施有很多是值得提倡的。那個時候沒有抗生素,也沒有病毒病理的分析,在疫情面前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比如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場大瘟疫,建安七子有五子死于那一年,曹植在《說疫氣》里描述了當時的慘狀:“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隨著人類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對病毒也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不管從技術手段還是反應速度都比古代要先進。因此我們要相信科學、相信政府,我們一定會戰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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