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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擾攘時代下的文人情懷

2019-04-29

 來源:譚古論今

阮籍與陶淵明都生活在魏晉這個大動蕩,大分裂時期,這期間,政權更迭頻繁,戰亂紛仍,百姓不堪其苦,文人常懷性命之虞。這個時代,被學者概括為:“在社會上,是一個干戈擾攘的時代,因此,人們都希望從荒亂危殆中解脫而出。在政治上,是一個動蕩黑暗的時代,因此,知識分子莫不渴求從政治迫害中解脫而出。在學術上,是一個經學解體的時代,因此,文人無不期求自怪誕的儒術中解脫而出。在思想上,是一個異端稱盛的時代,因此,人們都戮力從傳統信仰中解脫而出。在道德上,是一個墮落敗壞的時代,因此,人們都希求自禮法的桎梏中解脫而出。”亂世造就了阮籍、陶淵明這樣的高蹈獨立,超脫曠達的名士,也養成了他們嗜酒如命的習慣。借此杯中物,他們灑脫、率真,任運自然之真性情,才能傾瀉而出。

三级片网址先生這樣評論阮籍:“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 的代表是阮籍和嵇康。......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是專喝酒的代表。”《世說新語·任誕》中說:“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給自我畫像:“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淵明之嗜酒,后人盡知:初唐詩人王績在《醉后》詩中寫道:“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李白更是仰慕陶淵明的人品和詩作。在《戲贈鄭溧陽》中寫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白居易說:“先生去我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效陶潛體十六首》)”二人之嗜酒,與他們思想歷程的轉變有著密切聯系。從思想上來說,他們都經歷了由儒轉道,由昂揚進取到抱樸自守的歷程。

最初,二人皆信奉儒家思想,都有著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然而在現實中,都遭遇了感士不遇的悲涼和無奈。

阮籍詩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讀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詠懷詩》第十五首),阮籍年少時,即以顏回、閔損自勉,立志成圣賢,名揚四方。壯年時,更期望自己能一鶴沖天,臨危受命,慷慨報國,即使身死,也在所不惜:“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詠懷詩》第三十九首)。“云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游。連翩戲中庭。”(《詠懷》其二十一),詩中豪氣沖天,頗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氣概。《晉書·阮籍傳》中寫他曾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感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阮籍渴望做一番濟世安民、名揚青史的事業:“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詠懷詩》第四十二首)”

三级片网址然而現實的殘酷使得阮籍后期的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曹魏政權后期,政局混亂,曹芳等皇帝昏庸無能,忠奸不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馬氏集團篡奪曹魏政權,發動了血腥的高平陵政變。曹魏大權旁落,司馬氏逐漸控制了朝政,“誅夷名族,寵樹同己”,殺何晏,王凌,逮捕魏朝諸王公,羅織罪名,鏟除異己,導致天下名士減半。在激烈的奪權斗爭中,文人名士,常常朝不保夕,有累卵之危。對理想政治的熱情逐漸減退。于是他們把目光從關注外界轉向關注自我,注重拓展自己的精神領域,向往隱逸逍遙的生活。阮籍成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陶淵明早期亦頗有大志。研習儒家經典,志在四方。《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二十九歲時,陶淵明出來做官,任江州祭酒,但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不甘被人輕視,沒多久,便辭職回家。后來州里又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桓玄野心勃勃,對搖搖欲墜的東晉政權虎視眈眈,陶淵明便有悔意,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去意已決,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到了安帝義熙元年(405)三月,他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途經錢溪使都,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他系念著田園,這次沒做多久,也辭職了。

義熙元年(405年)秋天,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遂授印去職。自最初入仕至辭彭澤令,其間共十三年。這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 

現實和理想的巨大差異,不愿與權貴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使得二人只能借酒來抒發那曠世的孤獨與無奈。然而,同樣淡泊名利,同樣的灑脫不羈,同樣嗜酒如命,其中品出的酒味卻大不相同。阮籍之酒,常是五味雜陳,苦辣、辛酸、無奈、悲憤,兼而有之,陶淵明之酒,卻是飲得悠然、閑適、品盡淡泊、自然之人生真味。深層的原因還在后期環境的不同。

陶淵明詩酒中表現出的是身心合一的境界。身處田園,心安于園林,醉眼朦朧中,那山、那鳥、那草木,無一不蘊含著人生之真諦,欲辨已忘言。而阮籍的身心是分裂的,其身借酒以自保,其精神卻處于懸空狀態,焦慮孤寂,無處安放,“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詠懷詩》十三)。“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詠懷詩》三)。這也是阮籍詩中無酒的原因。不過,在嗜飲的表象之下,二者也有相似之處,都是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阮籍以酒為幌子,他的放蕩不羈,是對世俗權勢的抗爭,對禮法束縛的一種掙脫。從而使得高標獨立之個性,于規范之外,得以張揚。而陶淵明是輕松平和的,于淺斟慢酌中,菊下籬邊,臨流賦詩,便漸入人生之佳境,個體之生命與自然之美景相融為一,自我本真之面目,得以最大程度的彰顯。宗白華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對個性的張揚,以及崇尚自然的價值取向,構成了魏晉獨特的玄學景觀,對后世文人精神生命的構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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